池际尚：地大教学元勋和南建主帅

池际尚（1917—1994）。湖北安陆人，女，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地质学家。她是中国岩石学学科的奠基人。对岩石学研究方面贡献良多，是温家宝总理的恩师，亲手培养出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中国和国际地球科学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于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时亲自讲授岩石学，并自编讲义。于武汉地质学院先后任地质系副主任、主任和武汉地质学院常务副院长。被业内尊称其为先生。

        1950年8月初，怀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学有所成、风华正茂的池际尚，拒绝了国外大学的高薪待遇，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国之路。她把个人的理想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用地质救国的志向、心系祖国的情怀、忠诚教育的品格、克己奉公的精神，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带来了生机活力，为中国地质大学植入了红色基因，孕育了岩石学科的优秀血脉。

中学时期的池际尚

    回国后，池际尚先生受聘于清华大学地学系任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池先生参加了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学院初建，只要工作需要，她从不讲条件，勤勤恳恳做好工作。她担任地质矿产专修科主任，积极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地质人才。为改变我国贫油面貌，她又毅然改变专业方向，担任石油教研室主任，培养找寻石油和煤田的人才。其后，先后任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主任、可燃性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副主任。1957年起主持普查系（大系）工作，她又亲自修订构造地质、岩矿和古生物地层3个理科专业教学计划。池际尚先生对我国岩石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忱。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从事岩石学工作的仅七八名，池先生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创建了岩石学教学与研究体系，并亲自在教学第一线言传身带。没有合适的教材，她就边上课、边编写。当时全面学习苏联，她又刻苦学习俄语，全面掌握并不熟悉的苏联学派的沉积岩石学，融会贯通后编撰了我国第一本沉积岩石学教材。1958年她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大量实际资料，又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岩浆岩岩石学》高等学校统编教材。为了让教员和学生能很好地掌握“费德洛夫旋转台”这项新技术，池先生亲自操作、写讲义、讲授并带实习课，至1965年，她都坚持亲自为历届岩矿专业学生讲授“费德洛夫法”课程。

1964年，池际尚先生（前排中）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费德洛夫法

    求实和创新相结合是池际尚的治学态度。为使教学与生产更好地相结合，她对岩石实验课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学校自建生产队的岩石切片鉴定工作放在岩石学实验课中，从而改变教学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实际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同时，她常带学生在周口店、坨里、唐山等实习基地进行地质教学实习，把政治和业务结合，使学生受到思想锻炼，发扬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养成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

池际尚先生听取研究生汇报野外工作成果

    池际尚先生学风严谨、甘为人梯，她关心年青教师和学生的点滴成长，耐心解答他们遇到的问题，亲自检查学生们野外记录，帮助审查报告、指导论文。“如何去全心全意地教书育人，池先生给我一生的教学工作树立了极好的榜样。”赵崇贺教授说。1963年，池先生因病住院，但她躺在病榻上，悉心审查和修改了赵崇贺七八万字的论文稿，只为了不影响毕业进度。池际尚先生说：“培养人是个乐趣，我的理想就是要为同志们，特别是为青年人，搭好攀登的阶梯。”在她毕生不懈的精心培育下，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叶大年、刘宝珺、莫宣学等一大批地质人才。1991年，刘宝珺当选中科院院士后给母校来稿说道：“池老师对我的教育关心是全面的，她是我的楷模，对于我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好一个合格的地质学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池先生注重人才梯队的培养，她把中国地质大学岩石学科人才梯队建设成全国少有的各年龄段都有带头人的最佳组合，这一成果荣获国家教委授予的最高教学成果奖。中国地质大学“岩石学”课程也一直引领着全国“岩石学”课程建设的方向和潮流，一直继承和发扬了重教学、重实践、重改革的优良传统。

        2005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自己接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代表时的讲话，致信给老校长赵鹏大院士，并在信件的抬头写到：“送上我的一篇讲话。我以这篇文章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池际尚教授。我常怀念她。”温家宝校友在讲话中写到：“我的晶体光学就是池际尚教授讲的，她不是仅仅讲一堂课，而是整整给我们讲了半年。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她讲的是那么清楚、那么深刻，甚至费氏台的操作她都自己进行。我希望各个学校都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克己奉公，南迁建校筑丰碑

1970年，北京地质学院南迁至湖北江陵，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在学校漂泊、动荡的时刻，池先生临危受命，到江陵校部复职并被任命为地质系主任，团结广大教职工，积极恢复办学。为了提高新教员业务水平，池先生牵头开设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地史学3门基础课，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骨干。

　　1974年底，学校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在南望山麓建校。1975年8月，国家计委、教育部发来电报（八八电报）：武汉地质学院为地质方面的骨干院校，该院全体教职工必须于暑假全部迁汉，并安排今年秋季对几个急需专业招进一部分新生。学院临时党委坚决贯彻执行电报精神，在全院作了动员和部署。当时，迁校和反迁校的矛盾十分突出，有一部分职工思想还没转变，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干部、教师抵制迁校，不愿来武汉工作。池先生坚决执行上级和学院党委的决定，二话不说，处置了北京居所的家具，打包行李，甚至把自己的衣柜锯开做成木箱装书，义无反顾来到了武汉，并常年在武汉工作，任地质系主任。由于迁校的影响，学校师资大量流失，教学设备、教学材料严重损毁，办学任务十分繁重，办学条件却极其困难。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池先生克服多方困难，为武汉地质学院的恢复和重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11月，池先生任武汉地质学院第一副院长。1981年5月，学校获批设立党委会，池先生又任党委常委。因王鸿祯院长长期在北京，池先生坐镇武汉，实际上主持学院行政工作，并承担了教学、科研的重任。为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她选送年轻教师出国深造，吸纳研究生充实师资队伍，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重建师资队伍。她主持申请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先进仪器，扩充实验设备，筹建了武汉地质学院测试中心。她瞄准地质科学的国际前沿，主持多项重点研究课题。到1982年，学院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教学秩序业已恢复，逐渐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两地办好，以武汉为重点的”的办学原则和“立足武汉本部，横跨南北办学”的发展格局。1984 年，67岁的池先生完成了南迁建校的阶段性使命，卸任副院长回到北京，潜心培养研究生和进行科学研究，继续发光发热。

　　池先生为学校的南迁建校和重振雄风，担当作为，呕心沥血，把自己的党性光辉和科学精神很好融入到了办学事业中，把自己的热血和汗水无私播洒在了中国地质大学的辉煌里。

坚守初心，科学高地创佳绩

    池际尚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顺境逆境，只要是国家和人民急需的事情，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高标准做好。她开拓性地填补了我国地质研究的空白领域，积极找寻国家急缺的矿产资源。她在岩石学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对我国岩浆岩岩石学与构造岩石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系统的贡献。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找到矿产资源，池先生在1956年至1957年两年间参加了中苏联合组成的祁连山综合地质考察队，先后两次横跨祁连山，进行了地质构造及矿产调查。国家急需金刚石资源，她又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东蒙阴寻找原生金刚石矿床进行研究，指导完成了中国第一批山东含矿金伯利岩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集体奖。还提出了中国金伯利岩的分类命名、填图单位及岩石特征，该分类命名方案一直延用至今。

    在花岗岩研究上，她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同源岩浆系列与深部和就地岩浆分异同化作用，这一开创性研究和学术思想在当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她提出的“侵入岩标准序列”新概念，比后来英国著名地质学家W.S.Pitcher教授提出划分花岗岩体的单元和超单元概念，整整早了10年。池际尚先生一直惦念我国北方缺乏磷矿资源的问题，1958年她在山东研究磷矿的分布情况，研究了区域含磷的特征。70年代，身处逆境的她随教改小分队去河北宽城劳动，发现了华北的偏碱性超镁铁岩中的岩浆岩型磷灰石矿床，为在北方寻找同类型矿床、扭转中国南磷北调局面开辟了新的前景。

    她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地质科研，足迹踏遍了包括西藏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崇山峻岭，指导地质找矿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作出了贡献。她在岩石学的许多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为中国岩石学界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使中国岩石学长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淡泊名利，真情美德沐人心

　　池际尚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师长、同事、学生都以诚相待、给以尊重。她毕生忘我工作，但在名利、荣誉面前总是谦让。1980年，地矿部曾考虑从池际尚和王鸿祯两人中选一位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但他们两位都推荐对方做院长。池先生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理应由他当院长，何况他又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现在正是全面恢复王先生名誉的时候，我愿意做副院长，协助王先生，到武汉去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地矿部采纳了池际尚先生的意见，任命王鸿祯教授为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池先生为第一副院长，在武汉主持日常工作。1980 年，在推荐中科院学部委员一事中，池先生主动退出并推荐其他几位老先生，后来中国科协专门给她寄来了推荐表要她填写，因为是学会系统主动推荐她，不占学院名额，她才填了表，最后众望所归顺利当选。

　　池际尚先生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又真诚地为他人着想。60年代，学校岩石学的授课学时数有较显著的增加，实验室随之紧张，影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进行。池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对路凤香说：“要体谅教研室的困难，千万不要为了房子给他们压力。”她还说，“我发现四层的女厕所因管道不通不能用了，咱们俩把那里打扫打扫，厕所的外屋可放两张桌子，我们工作用，旁边还有水池子洗手也很方便，里面的3个小屋（蹲坑位置）放标本，这样可以减少分工作室出现的矛盾。”她提出的这一解决方案，腾出了不少工作室的空间。

　　池先生生活俭朴，衣着朴素，她的工资很大部分用于公用或帮助有困难的师生。如果她知道谁家有困难，便主动借钱给这些同志，从不要求他们偿还。1962 年，邓晋福从苏联学习回国得了重病，她亲自去医院找院长请求尽力抢救。住院期间，池先生给邓晋福送来一台她在美国学习工作时用的收音机，并给了200元，帮他度过了那个困难时期。后来，邓晋福偿还池先生200元时，她坚决不收，而作为党费上交了。1969年，张师老师家庭遇到困难，池先生毫不犹豫分两次共借给他800元，并一再说“我这些钱你不用还”。池先生来武汉工作后，将自己在北京的工资本交给了毕先梅老师，要毕老师每个月替她领出工资来，给需要帮助的贫困职工。池先生根本记不得帮了多少人，也从不想要别人还。很多受到池先生经济上帮助的同志在后来回忆时，无不感动地把池先生的帮助当成“久旱中的及时雨”。

　　池先生平易近人，关爱同志。地质系借住进修学院办学时，池先生看大家辛苦，主动提出请大家吃武汉小吃“炒豆片”。在教改小分队工作时，池先生去小河边洗衣服，有一次抓了不少小虾，给大家煮了一锅小虾汤，大家喝得美滋滋的。1977年，张樵英老师在武汉中医院生孩子，家属没有及时赶到，池先生主动到医院照顾母婴，同病房的人都认为是张樵英的妈妈，当他们知道真相后都异口同声说“你们领导真好”。1982年，已经是院领导的池先生和另两位女老师合住一套两居室，她们一起洗菜、做饭、洗碗，一不留神池先生还提着两个暖水瓶去水房打开水。

　　池先生对学生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吃不饱，不少的人浮肿，有同学去商店买酱油兑开水喝，她在系里对班干部说：“不要买酱油兑水喝，酱油是化学酱油，没有什么营养，越喝越浮肿，同学们饿了，可以减少活动量，早熄灯睡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知道，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吃不饱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说的，否则就要遭到开会批判。但池际尚出自对同学们的爱心，仍是谈起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她和一位女研究生一同出野外，研究生去大队收集资料，到了晚上还未返回，她不放心，怕遇到坏人，就在路上等，研究生回来时见到年逾花甲的老师在凉风习习的秋夜等着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学生们说：“池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她的高尚品德与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人。”

　　池先生的平易近人，朴素大方，总是给大家一种亲切感。在教改小分队里，她是长辈、是老师，大家都很敬重她、亲近她，给她起了个爱称“池老太”。池先生来武汉工作后，和她比较亲近的同事、学生，也逐渐从叫她池院长、池院士、池先生变成了“池老太”，池先生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爱称。

1992年6月，重病中的池际尚先生在充满真情的时光中度过了75岁生日

          1980年，池际尚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被聘任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地质矿产部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她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94年1月1日，池际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有关部门领导、她生前的同事、朋友、家乡代表、学生等很多人自发为她送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熊向晖也来向老战友告别。池先生逝世后，地矿部、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在地质礼堂联合举行“池际尚院士事迹报告会”，有关单位及院校1000多人参加。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紫光阁》杂志在1994年第6期发表题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记著名地质学家池际尚教授》；1994年1月中国地质矿产报发表《大地之女——池际尚教授追忆录》。1994年3月，地矿部、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发文《关于向池际尚教授学习的通知》，同月《团结报》头版发表《中华大地的女儿——记民盟盟员著名地质学家池际尚》；7月，中国矿业报发表《池际尚——知识分子的楷模》，以宣传池先生的先进事迹。

中国地质大学举办池际尚教授事迹报告会

    从一位“洋气”女学者，变成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从“天性快活”女教师，变成我国德高望重的岩石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岩石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创建人和中科院院士。池际尚先生的美名从她毅然回国为祖国服务那一日起就流传于世。王鸿祯院士在《池际尚论文选集》序言中这样写道：“她的为学处世所以能达到高度的完善，好像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她在1950年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选择返回祖国从事教学的道路，是爱国主义。在长年累月中，她把服务于矿产资源的工作看得重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爱国主义。她在毕生从事的教育工作中，把培育后进力量放在自身的科学积累之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不利的大气候和艰难的条件下，勇 于负起像“七二一”专业培育这样艰辛的任务，还是共产主义理想。”

    池际尚先生为学和处世达到了常人无法触及的至善境界。她的一生精力虽主要在地学领域，但她精神的光辉远远超越地学界，她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急国家之所需的担当精神、育人不倦的大师风范、甘为人梯的高尚品格，为中国地质大学矗立了一座永恒的红色灯塔，永远激励着一代代地大人奋勇前进。（文稿创作：摘自校史馆地大红色故事创作团队）